深秋的柏林寒风刮过地铁站口，我数着口袋里最后三枚欧元硬币，手心里渗出的汗水沾湿了边缘发黑的50分硬币。隔壁面包店飘来黑麦面包的焦香时，喉结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橱窗玻璃映出的男人比六个月前瘦削得多，廉价西装肩线垮在凸起的锁骨上，像件借来的戏服。
这身行头本是为了昨天那场面试准备的。慕尼黑来的猎头曾在视频里反复夸赞我流利的德语，直到我坐在光可鉴人的会议室，才听懂他语气里的惊讶："您简历上写的是机械工程硕士？"手指正无意识摩挲着袖口磨损的线头，那里藏着两年前在德黑兰理工大学做助教时被硫酸烧穿的洞。炸弹落进校园时我正在推导流体力学公式，粉笔灰和混凝土粉末同时腾起，办公桌抽屉里躺着母亲连夜缝进内衬的假护照。
难民接待中心的塑料椅腿压着四国语言的欢迎手册，俄语版封面沾着干涸的罗宋汤汁。每周三次的语言课总坐满与我眉眼相似的中年人，他们的德语混杂着车臣喉音和顿河方言，而我习惯性吐出的标准高地德语常让义工露出困惑神色。昨夜邻居阿富汗男孩用喷漆在楼道涂鸦时，我摸出珍藏的施德楼铅笔，在食物银行领到的过期报纸边角演算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笔尖穿透纸背的力度惊飞了窗台歇脚的灰鸽。
此刻地铁玻璃震颤着映出无数重叠的面孔，我认出左侧倒影里穿宝姿套装的伊朗同事——三周前公司茶水间，她将冷掉的薄荷茶泼在我递去的项目报告上，油墨在纸面晕开伊斯法罕清真寺穹顶般的花纹。收容所提供的擦窗零工明日开工，尼龙绳绑着抹布从七楼垂下时，会让我想起实验室的气流悬浮装置。风突然卷着银杏叶扑进月台，硬币在掌心叮当作响，足够买半条黑面包，或许再加块乳酪——如果能在超市关门前赶上临期食品半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