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阁楼窗户的时候，斯图加特清晨特有的金属味就涌了进来。这种味道总让我想起刚来时在五金店打工的日子，混合着机油、新鲜焊条和湿润混凝土的气息，和老家衢州清晨的茶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语言。左手无名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窗台上的冰裂纹瓷砖——去年生日安娜送的手工制品，这个动作现在成了我的新习惯，就像十年前夹着烟卷等校车时的习惯一样。
地铁四号线准时在六点四十八分掠过楼下的樱桃树梢。来到德国的第三年零四个月，我的生物钟还是会在列车经过时自动惊醒，反倒是对面花店七点十分的卷闸门声能让我继续安睡。第一次在慕尼黑转机时，我被海关官员手表反光晃得睁不开眼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个金发女人盯着我的劳务合同，用带着巴伐利亚腔的德语问我："HerrZhou,您确定准备好接受德国的严谨了吗？"
我的准备显然不够充分。当房东太太玛格丽特第三次因为垃圾分类错误敲响门铃时，我正对着手机翻译软件研究"生物降解垃圾袋"的五十种德语表达方式。她把头发梳成精致的银色发髻，戴着白手套的手指点着黄色垃圾桶里的鸡蛋壳："亨瑞先生，这些应该装在咖啡色的桶里。"而在我故乡，垃圾车会在清晨五点收走所有混在一起的塑料袋，带着某种混沌的温情。
超市周日下午的铁门如同现代修道院的门禁，这个认知我是在三个饥饿的周末后学会的。现在我的橱柜里永远备着六包真空包装的绍兴梅干菜，它们蜷缩在德国酸菜罐子旁，像一群偷渡客。上周给邻居奥利弗送去年夜饭剩下的饺子时，这个身高一米九的汽车工程师捧着瓷碗的手居然在发抖："我妻子自从化疗后就再没包过饺子了"，他说这话时蓝眼睛里晃动的光，让我想起父亲在老灶台前煨羊肉时的瞳孔。
德语里的"Heimat"真是个狡猾的词汇。最初半年，这个词在我舌头上像个滚烫的核桃，每次说出来都会烫伤口腔黏膜。直到某个雪夜，帮楼下的叙利亚难民修理暖气的管道时，十二岁的阿马尔用结结巴巴的德语问我："亨利叔叔，你找到家的味道了吗？"我才发现工具箱里躺着玛格丽特悄悄塞进来的圣诞饼干，锡纸包装上歪歪扭扭写着"给中国儿子"的中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