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柏林地铁站的月台上，我第一次发现落叶旋转的姿态是有声音的。潮湿的秋风卷着菩提树叶撞击不锈钢护栏，发出的声响混合着站内德语广播的机械音，像首永远找不到调的和弦。这是我来德国的第三个秋天，背包侧袋里装着德语A2考试合格证书，深棕色封面上烫金的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字样在路灯下忽明忽暗——某种古怪的仪式感促使我在市政厅领取证书后，特意坐了三站地铁去亚历山大广场的二手书店，买那本在橱窗里躺了两个月的《德语语法迷宫》。
地铁玻璃映出的轮廓正被这座城市缓慢改造：左手不自觉地捏着钥匙串最前端的大号门禁卡，右手掌纹间嵌着超市推车特有的金属腥气。连续四十九天在面包店重复"ZweiBrötchen,bitte"形成的肌肉记忆，此刻突然与鼻腔里飘荡的烤栗子香气产生化学反应。穿紫色羽绒服的老太太把硬币按在自动咖啡机的触摸屏上，这个画面莫名解锁了我关于北京早市的记忆——原来全世界的老年人都喜欢用指节敲击电子屏，仿佛柔软的皮肤能比冰冷的电容传感器更精准地传达温度。
市政厅的暖气片在背后烘烤着脊梁时，我才惊觉外套内袋里中国身份证的塑封边角，不知何时已磨出了毛糙的弧度。工作人员推来的蜂蜜色实木椅上，三道相似的凹陷痕迹正温柔地盛放着不同肤色的体温。当钢印落在居住证的瞬间，窗外的雪恰好覆盖了来时路上那排歪斜的自行车辙，崭新的寂静顺着暖气管道在室内蜿蜒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