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冬日的第一场雪落下时，我总会不自觉地把围巾再裹紧些。风裹挟着冰碴刮过新克尔恩的灰墙，而隔壁波兰超市的热香肠气味与某户人家飘出的咖啡焦香在空气里纠缠，恍惚间竟幻化成危地马拉高原上玉米饼刚离铁板时的焦香。地铁闸机"嘀"声划破回忆的薄雾，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交谈声在U8线月台流淌，却无人听得懂我背包侧面水壶里摇晃的马黛茶，正在固执地用南美洲的心跳丈量着普鲁士的晨光。
移民局文件堆砌出的五年，足够让安第斯山脉的太阳在我儿子的瞳孔里淡化成勃兰登堡门的阴翳。他用地道德语抱怨学校食堂的酸菜时，我的舌头正卡在"Heimat"这个词的喉咙里——这个被日耳曼哲人反复咀嚼的词汇，在西班牙语词典里只能拆解成"infancia（童年）的蝉鸣"和"abuela（祖母）布满褐斑的手背"。每个领取失业金的周四，厄瓜多尔同乡会的仓库里，我们用集装箱滞留数月的青香蕉烹制着大杂烩，蒸腾的热气在铝制天花板凝结成雨，落在沃尔玛超市的工牌上。
教堂的管风琴曾让我的礼拜天陷入恐慌，直到某个圣灵降临节，墨西哥亡灵节的万寿菊突然绽放在巴伐利亚的圣像脚下。当秘鲁鼓点顺着克罗伊茨贝格街区的涂鸦墙攀爬，斯图加特汽车厂流水线上的机械臂竟也跳起了萨尔萨的切分音。这种奇异的共生让我开始相信，移民的宿命或许就是成为文化的炼金术士，把乡愁熬煮成黏合剂，在德意志秩序的钢架上浇筑拉丁美洲的混凝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