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的余晖浸染着瓦莱塔蜂蜜色的石灰岩城墙，保罗·马耳他踩着磨损的皮靴走过圣约翰大教堂投下的阴影时，海风正卷着咸涩的水汽漫过巴拉卡花园。这个以他姓氏命名的地中海岛国从未真正属于他——身为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后裔，祖父用渔网在马尔萨什洛克港捞起的铜币仍在陶罐里生锈，父亲却在某个月夜被英国殖民者的巡逻艇撞碎了舢板。此刻他的指腹摩挲着口袋里的玻璃药瓶，1942年德军轰炸留下的弹坑在广场喷泉下方裂开豁口，像极了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家族伤口。
教堂钟声惊起鸽群时，保罗看见三个戴圆顶小帽的犹太商人正在坍塌的骑士团医院旧址前测绘图纸。这些人带着伦敦腔的英语谈论着度假酒店投资计划，却对脚下埋葬着五百名黑死病患者的万人冢浑然不觉。药瓶标签上褪色的“奎宁”字样刺痛了他的掌心，1943年盟军登陆前夕，母亲正是用最后三粒药丸换回了抵抗军遗漏的捷克制手枪。
巷子深处飘来炖兔肉的香气，混着熟透的无花果甜腻。八十岁的老鞋匠吉诺从铁皮窗棂后探出头，缺齿的嘴咧成新月：“听说你要把圣埃尔莫堡的家族档案捐给国家？”保罗望见港口的渡轮正在暮色中拉响汽笛，二十年前从这里启程去利物浦求学的夜晚，他曾在甲板上烧掉了所有用殖民者语言书写的日记。
海浪在防波堤上碎成蓝色星尘的时刻，博物馆长递来的捐赠协议正安静躺在粗呢外套的内袋。那些泛黄的船舶登记册里不仅藏着他祖父因私运青霉素被吊销执照的记录，更有一张1940年马耳他大学地下印刷厂的手绘地图——父亲用性命掩护的激进派诗人遗稿，此刻正在英国皇家档案馆第三层的木匣里发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