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已挤满了长衫礼帽的身影。仆人们将贴着「三井商社」封条的红木箱逐一搬上货轮，箱角鎏金纹饰在江风里忽明忽暗。穿驼色呢子大衣的沈家少爷倚着甲板围栏，望着外滩那些哥特式尖顶轮廓逐渐模糊，耳畔仍回响着父亲临终前沙哑的叮嘱："此番赴日不比寻常行商，在长崎置办的宅子需用青砖高墙......"
1924年北洋政府倒台后的第三个月，上海各大银楼突然掀起兑换日元的狂潮。金城银行营业厅的磨砂玻璃后，经理们握着电话的手沁出冷汗，亲眼看着存银从三百万两断崖式跌至八十万。日本领事馆门前的柏油路上，东洋车夫拉着满载皮箱的黄包车跑得脚底生烟，车帘缝隙里不时露出象牙折扇的一角，那是前清翰林之女正在温习昨晚突击学来的日语敬语。
东京三越吴服店的账本显示，1926至1931年间定制十二单衣的中国主顾暴涨四倍。神户生田区山腰的别墅群每到清晨便有袅袅茶烟，苏州口音的帮佣跪坐在榻榻米上，用宜兴紫砂壶冲泡明前龙井。这些流寓东瀛的富商们在书房悬挂"难得糊涂"的条幅，却在实业领域清醒得可怕——横滨港五成生丝贸易攥在温州林氏手中，大阪证券交易所里宁波口音的沪语此起彼伏，京都西阵织工坊的提花纹样总要等苏州顾家三小姐点头才能开机。
但金箔屏风终究挡不住关东军铁蹄。当满洲铁路的汽笛声响彻奉天城头，长崎中华会馆的水晶吊灯开始日夜摇晃。那些将全家户籍挂在鹿儿岛渔村的天津盐商突然发现，女儿和服腰带里暗藏的翡翠双鱼佩，在宪兵队眼里成了可疑的"通敌信物"。1937年淞沪会战的硝烟飘到神户港时，大阪郊外的中式庄园接连响起瓷器碎裂声——前汉口商会会长砸碎了庭院里的嘉靖青花鱼缸，将碎片裹进京都西阵织的包袱皮，混在返沪的难民船里漂回了黄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