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虹桥机场国际到达厅的自动门第347次开启，松本加奈的帆布鞋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她数着登机桥地面接缝的间距，十三步就能跨过中日之间894公里的空域距离，但此刻推着行李车穿过海关通道时，却感觉这段路比从北海道到鹿儿岛还要漫长。玻璃幕墙外的四月雨在地面画出模糊的水纹，像极了五年前在京都民宿里见过的那个中国留学生的水墨团扇。
这种时空交叠的恍惚感缠绕着加奈在静安寺路转角的老洋房里住满三个月。每天清晨六点，楼下早餐铺的卷帘门准时发出金属摩擦的震颤，比她故乡净念寺的晨钟更精确地切割时间。当生煎包在铁板滋滋作响的油花里鼓起第四十九个气泡时，穿真丝睡衣的上海阿姨会和挎着公文包的东京职员在豆浆摊前完成第数不清第几次的错肩。里弄深处晾晒的旗袍与便利店门口的动漫立牌共享同一缕穿堂风，加奈的手机备忘录里，中文学习笔记和俳句草稿在屏幕上形成奇异的互文。
真正让她感觉舌尖发麻的是某个梅雨停歇的午后。社区文化中心的电影鉴赏会上，放映机投射的光束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那是1995年岩井俊二《情书》的胶片正在转动。当银幕上中山美穗对着雪山呼喊"お元気ですか"时，坐在第三排的苏州老太太突然用吴侬软语喃喃着"阿囡小时候也这样喊她爷叔"，后排的京都老翁用关西腔接了句"うちの婆さんもね"。两种语言在黑暗空间里交织成无形的五线谱，加奈发现自己的眼泪不知何时越过了文化的三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