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吞没横滨港最后一寸土地的那天，京都的樱花正在成片凋零。我站在大阪湾临时搭建的观测台上，看着海水漫过东京塔锈红色的钢铁骨架，那些曾经在涩谷街头闪烁的霓虹灯箱此刻正在三十米深的水下幽幽发亮，如同沉没文明留在深海的墓志铭。
政府公布的国土沉没倒计时还剩七十九天，神户码头已经变成巨大的蜂巢。来自世界各国的集装箱船挤满泊位，起重机昼夜不停地从甲板卸下淡水和压缩食品，又把一箱箱贴着姓名标签的骨灰瓮运往海外——这是《特别移民法案》中最具争议的条款，允许每个家庭携带一罐至亲骨殖。我的邻居佐藤先生抱着妻子和女儿的骨灰盒登机时，羽绒服口袋里还装着没来得及退押金的居酒屋钥匙。
新德里安置营的日式公寓刚封顶，墙漆未干的门框上就钉满了千纸鹤。穿沙丽的市场大妈们困惑地看着京都老匠人用新疆和田玉打磨茶具，而那些在涩谷桥洞下涂鸦的年轻人，正跟着孟买的电子音乐节拍摇晃手机闪光灯。移民局配发的翻译耳机里，机械女声将"物哀"直译为"对物品的悲伤"，文化省的官员们为此在跨国视频会议上吵了整整三个月。
札幌最后一座神社沉入海底那夜，我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收到母亲寄来的明信片。她在大洋洲的生态城里学会了用袋鼠皮缝制御守，泛黄的和纸背面拓印着冲绳海底的珊瑚纹路。"这些根系在咸水里疯长的植物，"母亲用毛笔写道，"像极了我们失语的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