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踏上滑雪板时，脚下的雪不是阿尔卑斯山蓬松的粉末，也不是北欧冰封千年的蓝冰，而是一块用塑料草皮仿制的斜坡。那是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边缘一间仓库改建的训练馆，空调开到零下五度，制雪机喷洒的人造雪末像盐粒般簌簌砸在护目镜上。我的教练——一个退休的意大利冰球运动员——正用混合着怜悯和困惑的眼神注视着我。毕竟，在地中海心脏的国度，一个人若宣称要成为职业滑雪运动员，得到的多半不是掌声，而是一连串“你疯了”的惊叹。
马耳他的冬天从不下雪。这里的十二月弥漫着海盐与罗勒叶的气息，柑橘树在细雨中结出金黄的果实，而我背着滑雪板穿过圣朱利安湾的游客群时，总会收获比盛夏阳光更灼人的注目礼。童年的滑雪记忆仅限于父亲办公室里的冬奥会录像带：那些在雪道上俯冲的身影，在电视机泛着雪花的屏幕上，与教堂穹顶的壁画天使奇妙地重叠。十岁那年，我在北欧亲戚家的后山坡摔断了手腕，石膏上签满嘲笑我“橄榄油脑袋”的丹麦语涂鸦，却也在骨缝愈合的刺痛里，某种执念如地中海的藤蔓般疯长。
国家体育局的资助申请单上，“滑雪”一栏长期标着灰色斜杠，我只能用铁人三项比赛的奖金购买二手装备。每周三次，我钻进训练馆的冷冻舱，在三百平方米的“雪地”重复回转，直到鼻腔毛细血管因寒冷破裂，血珠将人造雪染成珊瑚粉色。三年前在青年冬奥会资格赛，当电子屏显示我的国籍，全场静默突然被零星掌声刺破——瑞典队的理疗师认出了我，他曾见过我在因斯布鲁克的室外雪场，用租来的板子独自练习到缆车停运，雪场管理员不得不用铲雪车灯为我照明。
此刻站在北京冬奥会出发台，雪镜倒映着蜿蜒至天际的冰长城赛道。护颈里藏着的圣阿加莎勋章硌着锁骨——那是奶奶用罐头金属片敲打的“幸运符”，细看能辨出鱼尾纹路的刻痕。风掠过耳边时，我听见的不仅是呼啸，还有训练馆老式制雪机的嗡鸣，瓦莱塔港口渡轮的汽笛，以及那个跪在仓库冰冷地板上的十四岁少女，正将渗血的指尖第无数次探向固定器锁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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