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区役所大门时，深秋的冷风卷着几片银杏叶打在脸上。我把刚盖完章的住民票折成小块塞进信封，指腹无意识摩挲着边角发毛的住民基本台账卡。这张粉色卡片跟着我辗转三座城市，每次搬家都要带着它去窗口更新地址，就像某种必须随身携带的、永远无法真正融入的证明。
打工的居酒屋后巷堆满空酒箱，我蹲在油腻的水泥地上给领班发信息。手机屏幕在暮色里闪动，"出勤时间调整确认"的日文字体刺得眼眶发酸。第三次把"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非常抱歉）打错成"申し分けありません"时，后厨忽然传来金属盆坠地的巨响。我惊得跳起来，手肘撞到墙面的瞬间，腕间银镯滑出衣袖。这是临行前奶奶从佛龛抽屉里翻出来的嫁妆，此刻正轻轻叩击着印有"業務スーパー"的塑料储物箱。
语言学校的同学大多换了专门学校签证，我的研究室导师却坚持要我延毕。图书馆顶层的自习区能看到富士山，可面前堆着的不是论文资料，而是各种入管局的申请表格。去年在日中国同学会聚餐时，坐我右侧的男生用筷子戳着金枪鱼刺身说："总觉得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比毕业证还金贵，至少毕业证不会要求你半年更新一次心跳频率。"
上野公园的染井吉野第七次飘落时，我突然读懂了那些便利店收银台前的对话。当客人掏出MyNumber卡说"ポイントカードで"，自己用敬语回应"每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的瞬间，空气里漂浮的不仅是电子音的点数提示声，还有某种难以言明的共犯感——我们都小心绕过「永住」这个词，如同避开暴雨前低压的云层。
入管局大厅永远弥漫着焦虑的汗水味。排在前面的越南女生抱着文件夹发抖，她三个月前递交的技术实习申请还没下文。我低头检查材料，护照里夹着的在留卡突然变得滚烫，正反面印着的汉字姓名与罗马音拼写正以某种危险的倾斜角互相审视。窗口职员用圆珠笔尖敲了敲我的就职合同："会社四季报副本呢？"身后的加号座椅上，婴儿哭声响彻走廊。
银座线地铁摇晃着穿过黑暗隧道，车窗倒影里映出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他们领口别的会社徽章泛着冷光，而我大衣内袋里，日本語能力試験N1证书的塑封边缘正缓慢划开里衬。某个星期三的深夜，研究室的中国后辈在LINE群里转发最新签证政策，对话框里的惊叹号比涩谷十字路口的霓虹灯更密集。我们互传的文档永远包含"必须"和"注意"这类词汇，就像当年挤在私塾里背诵《出师表》时被画满红圈的"宜"与"不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