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安检口前那只鹅黄色的行李箱转过第四十五度角时，弟弟忽然转身挥手，露出他标志性的虎牙笑。我下意识将手心贴紧玻璃幕墙，却发现这面阻挡在候机区与登机通道之间的透明屏障，早已被空调吹得冰凉刺骨。母亲在身旁第三次调整口罩金属条，把没能说出口的叮咛压成褶皱，藏进眼尾新添的纹路里。
这是二十四年来弟弟的行李箱第一次装满羽绒服和羊毛袜。蒙特利尔冬季零下二十度的气温预报仿佛还悬浮在手机屏幕上，而此刻他随身背包侧袋里塞着母亲手写的菜谱，正随着步履颠簸轻轻晃动。那页泛黄纸片上的「红烧排骨火候指南」第二行，还留着我中学时恶作剧画下的卡通涂鸦。
六岁的他在我课本上画坦克被训哭后，曾用橡皮一点点擦到纸张透亮；十二岁举家搬迁时把整盒玻璃弹珠送给邻居小孩；二十二岁熬夜准备雅思的那半年，书房凌晨三点的灯光总与咖啡机嗡鸣共振。这些记忆碎片在此刻候机厅的广播声里突然有了新的注脚——当初缠着我改写作文开头的小男孩，正用更决绝的方式改写人生的起始页。
海关人员接过枫叶卡盖章时，弟弟用左手小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右腕陈旧的电子表。我突然读懂了他出发前夜执意要将房间清空的姿态，那些码放在玄关的哑铃、褪色的篮球护腕和编程书籍，不再是少年时代的残余物，而是钉在成长年轮上的刻度尺。移民中介提供的城市指南里蒙特利尔被称作"北美的巴黎"，可他行李箱夹层里除了雪地防滑链，还妥帖地放着老家门前移植失败的枫树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