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的公寓里收拾最后一箱行李时，我对着那张泛黄的汉字临摹帖发了半小时呆。那上面歪歪扭扭的"你好"二字，是我十五岁在法兰克福中餐馆打工时，广东厨师老陈用炒菜勺教我的。此刻它被台灯照得发白，恍惚间像是老陈撒在铁板上的盐粒，在记忆里劈啪作响。
机舱显示屏上的经纬线正横穿乌拉尔山脉，空乘递来的茉莉花茶在杯中微晃。七千三百公里外的北京朝阳，手机自动跳成东八区那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成了家乡早餐桌上最离奇的笑话——那个曾被同学戏称“泡菜肘子”的慕尼黑男孩，如今拖着三大箱李宁运动鞋和豆瓣酱，降落在能闻到糖炒栗子香味的深秋里。
胡同口早餐摊的油锅滋滋作响，戴着毛线帽的大爷用漏勺捞起焦边煎包。我在这团裹挟着花椒与芝麻酱香气的白雾中练习第237次筷子夹花生，左手豆浆杯上凝结的水珠正顺着虎口流进袖口。穿橙色马甲的外卖骑军呼啸而过时，随身笔记本里"左转右转"的拼音标注，就被三轮车铃铛碾成了四声调不分的惊叹——原来平声里的故宫红墙，真能抹平成家乡教堂尖顶投下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