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法兰克福中央车站的玻璃穹顶下，赵坚紧了紧手中的咖啡纸杯，德语广播的余音与铁轨摩擦声糅合成某种陌生的韵律。三年前，这位曾在中国某二线城市国企担任工程师的中年男人不会想到，自己会在43岁生日这天，看着电子屏上闪烁的ICE高铁信息，思考周末该去科隆探望读预科的儿子，还是留在黑森州跟进正在收尾的光伏项目。移民中介最初递来的宣传册上印着"德国技术移民绿色通道"的金色字样，此刻在他记忆里已经褪色成签证材料里某页不起眼的注脚——真正的故事始于那些未被印刷的褶皱处：在职业资格认证中心排队的七个潮湿下午，女儿用幼儿园学的德语纠正他阴阳性错误的清晨，还有第一次看懂超市小票上19%消费税时哑然失笑的瞬间。
蓝灰云层掠过美因河畔的金融区塔楼，赵坚的智能手机在风衣口袋震动，跳出一条慕尼黑老同事的语音："老赵，你上次说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对接方案，劳动局那边松口了。"他望着远处吊车林立的欧洲央行新大楼工地，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某种历史重影——就像二十年前参与三峡工程时看到的重型机械阵列，只不过这次，他的工具箱里多了《居留法》第18条和B1语言证书。移民监理工程师协会的铜质徽章在胸口微微发烫，这个曾经需要借助翻译软件才能理解的职业头衔，此刻正转化为科隆大教堂脚手架上的无损检测报告、斯图加特汽车厂区的地基沉降数据，以及每月准时汇往安徽老家的那笔欧元汇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