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
早春的清晨，地铁八通线摇晃着穿过千叶县连绵的檐角，车窗映出我的倒影：中式高领毛衣外罩着无印良品驼色开衫，手提装着便当包的帆布袋。在驹込站台与西武池袋线交错的地下通道里，忽然听见身后两个关西腔的主妇在议论："那女孩的围巾真漂亮，是中华街买的唐织吗？"我下意识放慢脚步，耳畔同时响起的，是去年探亲时天津表妹的嘀咕："姐你讲话怎么总带着日语的小尾音呀。"这个瞬间总让我想起料理教室的玻璃碗，白糖与味醂在称量时意外重叠的那个刻度。
母亲总说我十六岁那年的文化祭是个分水岭。那天她执意要在竹屉里装进韭菜虾饺而不是饭团，蒸屉的缝隙里漏出的热气在更衣室氤氲成大团白雾。当同班的铃木掀开我的便当盖发出夸张的"えーっ"时，我盯着地板上洇开的水渍，忽然意识到母亲绣在筷套上的莲花图案和所有汉字一样，在五十音的世界里都是需要注解的异形符号。那天回家的电车上，我第一次把手账本上并列的农历和祝日表用修正液涂掉了半边。
父亲书房永远弥漫着茉莉花茶和线装书的气息，某个梅雨季节的黄昏，我从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手记里翻出夹着的剪报——1993年《中日新闻》关于"在日中国人子女教育问题"的专题。泛黄的纸页边角残留着父亲笔迹："所谓故乡，大概就是孩子们在廊下听雨时能自然说出的语言"。落地窗外，邻居山田太太正呵斥骑车上学的女儿："说了多少次不要在书包上挂生肖钥匙圈！"她不会知道那个兔年出生的少女悄悄收藏着祖父手绘的月宫图，也不知道我被选作校庆司仪那天，父母对着NHK的日语新闻联播反复练习了一整夜鼓掌的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