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隨著日本帝國擴張的腳步，台灣成為其海外殖民計畫的重要試驗場。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政府開始系統性地推動內地移民政策，企圖將這座亞熱帶島嶼徹底納入帝國版圖。至1945年戰敗前夕，約有20萬日本移民渡過黑潮，在這片被重新命名為「新領土」的土地上開墾、定居與掙扎。他們中有懷抱致富夢想的農民、肩負皇國使命的退伍軍人，也有被貧困逼迫的邊緣階層，攜帶著稻種、桑苗與日本式家屋圖紙，在殖民官僚的規劃下形成星羅棋佈的「內地人村落」。這些移民的鐵鋤劃開的不僅是台灣的紅土，更劈開了傳統社會的血脈：近五分之一的平原地帶被轉換為糖業株式會社的原料供應區，數以千計的竹筒屋聚落因官有地收回政策而瓦解。神社鳥居在山林海濱豎起時，媽祖廟的籤筒仍被本地人緊緊攥在手心；甘蔗田中並排成長的日本竹蔗與台灣細莖種，在季風吹拂下形成相斥又相依的奇異風景。從台北醫院護士學校傳出的日語教學聲，與大稻埕茶行裡的閩南語討價還價聲相互穿透，編織出階序分明的雙層社會結構。而當1947年遣返船即將啟航時，有移民在基隆港燒毀十年農事日誌，也有婦女將台灣媳婦贈予的檳榔袋悄悄縫進和服腰帶——這段歷時半世紀的移民記憶，至今仍在沖繩石垣島的八重山方言與花蓮吉安鄉的菸樓遺跡中，隱隱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