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冈机场的樱花在细雨中显得格外朦胧，玻璃幕墙外停机坪的反光模糊了送行友人的面孔。当值机柜台的地勤小姐用惯常的温柔语调说出"いってらっしゃい"时，我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护照封底凸起的菊花纹章——这个承载了七年光阴的法定身份证明，三小时后将在台北桃园机场的海关闸口正式失效。
机舱里冷气开得很足，邻座的日本老先生正用方格手帕擦拭金丝眼镜。这个动作让我突然想起池袋居酒屋里常遇见的台裔调酒师，他总说台湾的湿热能让眼镜片瞬间起雾，说这话时正往我的威士忌里投进整颗剔透的冰球。彼时尚未意识到，这个画面会成为日后在士林夜市某个雨夜的既视感：当牛肉面摊老板得知我曾在福冈长住，突然切换带着鹿儿岛腔的日语，铜锅里升腾的热气把他的金牙映得发亮。
最初三个月，台北捷运的播报声总让我产生时空错乱。相似的机械女声，相似的鞠躬礼仪，相似得近乎诡异的便利店陈列。但台湾的秩序里藏着某种不易察觉的松动：捷运站内捧着珍珠奶茶的学生，在东京绝对会被视作洪水猛兽；超市收银员可以自然地与客人聊起自家猫砂的品牌偏好；当我在永康街误将分类垃圾投入一般回收桶，后边排队的老伯只是笑着说："少年仔，卡注意喔。"
语言像半融化的黄油，在台语、日文与华语间缓慢流动。便利店店员发现我袋中的日语教材，眼睛突然发亮："我阿公以前在总督府上班诶！"她炫耀似地背出五十音，末了不忘提醒我明天有霜淇淋买一送一。社区的日语读书会里，七十岁的林桑总爱用掺杂着闽南语词汇的二战时期日语，讲述他在大阪铁工所当学徒时的往事。我们的《东京物语》读本旁边，永远摆着庙口买来的冬瓜茶和盐酥鸡。
十二月某个起风的傍晚，我在龙山寺的香火烟雾中迷了路。穿深蓝制服的高中男生主动用英语问是否需要帮助，听到我带着关西腔的日语回应后，兴奋地切换成动漫里学来的弹舌音。我们站在星巴克与百年香铺的交界处，听他比划着说母亲是冲绳战争的遗孤后代，父亲则来自台东的排湾族。霓虹灯牌在他雀跃的脸庞投下流动的光影，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那些在日本时如同隐形斗篷般的异邦人标签，正在这座城市的褶皱里被缓慢溶解。
如今在淡水河边晨跑时，常有摊贩误认我是来观光的关西人。这个美丽的误会反而成了某种保护色，让我能在捷运车厢里自然地切换三种语言，在日式居酒屋和老闆娘用闽南语抱怨天气，又能在传统市场比划着和卖菜阿嬷讨价还价。那个曾经在东京地铁里拼命压抑咳嗽声的拘谨灵魂，现在可以穿着人字拖抱着全家便利店的咖啡，在艋舺的老骑楼下看暴雨如注。移民从来不是简单的坐标位移，而是将破碎的文化基因重组，在台风天的阳台上培育出新的混种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