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透过结霜的玻璃窗渗进来时，安东的橡胶靴底已经粘了一层粉红色肉糜。零下十八度的冷库把他的呼吸凝成白雾，指尖在乳胶手套里冻得发麻，像五根僵直的波兰香肠。这些天他总是想起故乡的牛群，在喀尔巴阡山麓慢吞吞地嚼着青草，可现在他攥住的猪大肠带着潮乎乎的体温，缠绕在传送带的金属钩上如同没有骨头的蛇。
每隔四十五分钟，厂区会响起震耳欲聋的汽笛。这是流水线上唯一允许停下的时刻，土耳其裔的女工们裹着头巾挤在热风机前，罗马尼亚小伙子的卷烟在厕所隔间明明灭灭。安东的午餐铁盒里装着酸菜炖香肠——来自上周质检淘汰的残次品，锯齿状的裂口像张开的嘲笑。
更衣室的铁柜门内贴着褪色的明信片，白雪覆盖的塔特拉山峰正在发皱。他在波兰当了二十年汽车维修工，却在欧元硬币叮当作响的柏林郊区，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给肉馅注调味料。传送带永远在滚动，绞肉机的轰鸣声渗进耳膜，有时梦里都是粘稠的血水顺着沟槽流淌成多瑙河。
新来的叙利亚少年今天割伤了手掌。当暗红的血珠滴在雪白的猪背脂肪上时，监工的黑皮鞋咚咚地踏过金属网格地板。德语咒骂声混着消毒水劈头浇下，安东默默扯过半卷保鲜膜按住少年的伤口，忽然想起自己女儿包扎洋娃娃时的温柔手势。他们背后，十六吨重的熏烤炉正在吐出缕缕青烟，给十二月的天空添了道工业化的伤痕。
暮色降临时教堂的铜钟敲了七下，安东在公交站呵着白气搓手。街角面包店飘出茴香籽小圆包的香气，几个德国老人举着咖喱香肠笑得欢畅。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单，马克换算成欧元的数字在寒风里缩成一团。远处高速公路的指示牌闪着红光，法兰克福方向的路标被积雪压弯了脖颈，像极了流水线上那些低头弓背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