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羽田机场，消毒水与潮湿空气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攥着移民中介递来的文件袋，金属座椅的凉意透过单薄西装侵入骨髓。过境的人流像精密齿轮互相啮合，行李箱滚轮与广播提示音交织成某种韵律——这里的一切都遵循着不可见的网格，连空气的震颤都像是被规划过的。推开玻璃门的瞬间，四月的风突然裹着樱花撞过来，细碎花瓣粘在睫毛上，仿佛命运撒下的逗点。
最初三个月，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灯光成了我的人生坐标。冷饭团包装袋上的假名、自动贩卖机闪烁的按钮、洗衣房计时器的蜂鸣，所有物品都带着不容置疑的既定轨迹。语言学校的矮桌上，五十岁的越南主妇把"一生悬命"写成"一生懸命"，台湾工程师皱着眉头拆解助词は与が的区别，我们各自的语言碎片在空调换气的嗡鸣中漂浮，像在煮沸一锅跨国界的哑谜。
第十次忘记垃圾分类规则的那个暴雨夜，邻居老夫妇按响门铃。塑料伞尖在地板蜿蜒出水渍，阿婆的围裙口袋里揣着彩图标注的回收日历，老爷子用手帕包来两个温热的铜锣烧。"慢慢来就好"，他们交替说着简单词汇与手势，潮湿的暑气里，白铁茶壶的蒸汽突然模糊了所有语法。
东京塔在三百一十八米高处收留着所有外来者的仰望。当我在法律事务所递出第214份简历，当女儿将幼稚园的手工作业——粘着歪斜假名的千纸鹤——放进我的皮包，当每月去区役所更新在留卡变成某种安心的仪式，那些精密运转的社会齿轮开始显露出柔软的缝隙。樱花第七次飘落时，我在超市听见自己的声音自然地流淌出敬语，手指正将临期打折的便当放进越南学生的购物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