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冬日灰蒙蒙的天光里，我习惯性地将实验室白大褂挂上衣架，换上荧光橙色工装服时，右手总会无意识地颤一下。地铁隧道灌进来的冷风裹挟着柴油和金属碎屑的味道，维修车间电焊迸溅的蓝紫色火花，总会和记忆里离心机运转时发出的嗡鸣产生诡异的重叠。作为机械工程博士却在汽车装配线上拧螺栓的第三年，我逐渐能在液压扳手的轰鸣声中，清晰分辨出自己皮鞋踩过环氧地坪的回声——那种光滑实验室地砖特有的、近乎无机质的摩擦声。
流水线上悬挂的奔驰车架如钟摆般从眼前掠过时，我时常觉得腰间工具袋里并排插着的游标卡尺与绝缘胶带正在互相腐蚀。十年前在亚琛工大答辩厅演示的应力分析模型，如今不过化作流水线旁实时跳动的扭矩参数显示屏；当年精心设计的行星齿轮传动系统，正在流水线尽头被每分钟十四台的节奏复制粘贴。当德国质检员用千分尺丈量我组装的变速箱间隙时，他们永远猜不到这个亚洲面孔的技工，曾在Springer出版的论文集里推导过这些公差值的数学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