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多伦多又开始飘雪时，我正往马克杯里倾倒第三勺枫糖浆。瓷壁传来的温热让指尖微微发麻，恍惚间看见五年前那个拖着两只行李箱的自己，在皮尔逊机场零下二十度的风里瑟缩。交通灯的红光在雪沫中晕成虚影，手机屏幕上尚未兑换的人民币数额像一道悬而未决的数学题，而写着我名字的公寓门牌，是散落在401高速公路旁万千冰晶中的一粒。
最初三百天像被摁下了0.75倍速。在FairviewMall的玻璃穹顶下反复核对购物清单，把每个西红杮的价格乘以五换算成人民币；坐反了三次地铁才记住College站永远漏风的C出口；给楼下波兰邻居送从大统华买错的绿豆糕当乔迁礼物，却意外收获她用酸菜饺子捏出的和解形状。多伦多的春天来得迟疑，当阳台上野蛮生长的野蔷薇突然爆开胭脂色花苞，我才惊觉储物箱里的褪黑素早已过了保质期。
后来的年月开始有了类似日晷的刻度。渥太华河的鲑鱼回流会捎来老房东的枫糖浆包裹，温哥华的表姐总在冬至寄来她菜园最后一茬羽衣甘蓝。去年深秋，带着混血女儿在阿岗昆划独木舟时，她突然指着水面的枫叶喊"妈妈的眼睛颜色"。那一刻忽然懂得，移民故事从不是非黑即白的乡愁方程式，而是在满地六便士与白月光之间，渐渐长出了第三种时区的心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