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冷藏车半开的门缝向外张望时，马克斯总会产生怪异的错觉。零下十八度的寒气从堆叠的冻肉垛里渗出来，顺着橡胶防护服爬上他的脊背，而三十八度的高温正炙烤着工厂门外蔫头耷脑的灌木丛。两种极端温度形成的白色雾气在车厢内外翻涌，将四十名罗马尼亚屠宰工的身影切割得支离破碎，仿佛他们本身就属于流水线上的某块冻品编码。
这种空间撕裂感从三年前马克斯踏入德国北威州的巨型屠宰综合区就开始了。凌晨四点的通勤巴士载着不同口音的东欧语系驶过尚在沉睡的日耳曼小镇，车窗里闪过的尖顶教堂与巴洛克建筑，总让他想起家乡特兰西瓦尼亚山脚下那些颜色剥落的木屋。肉联厂铁门在熹微晨光中升起时，他后颈的电子工牌准时震动，流水线传送带已经在消化来自荷兰农场的数百头生猪。
东欧工人的生活半径被压缩成宿舍、车间、超市的三点一线。波兰超市货架上，酸黄瓜罐头和葵花籽油与家乡货品的商标近乎雷同，只是价签上的欧元符号永远比罗马克朗多出一个零。工资到账日马克斯总要去西联汇款，绿色招牌前的长队里，裹着头巾的叙利亚女人抱着熟睡的孩子，科索沃少年牛仔裤上的破洞边缘沾着洗不掉的动物油脂，他们手中的汇款单将流向地球另一端病重的父亲或坍塌的屋顶。
厂区医务室护士递来的止痛片渐渐失去效力。马克斯的大拇指韧带在上个月被电动断骨机撕裂，而用工合同第九款明确规定，因操作不当导致的伤害需自行承担前三个月诊疗费。更衣室布满裂痕的镜子里，四十岁的躯体正在加速折旧，关节肿胀处泛着和冷库猪肉相似的青紫色，这让他想起签证中介展示的入籍年限表——还有五年两个月零三天。
当议会终于通过《肉类行业劳工权益法案》的那个清晨，流水线传送带罕见地停转了两小时。来自保加利亚的清洁工玛利亚在茶水间展示手机新闻时，工头腰间那串象征着权威的黄铜钥匙突然发出刺耳声响。五公里外的联邦劳工局办公室，西装革履的官员正宣布取缔灰色劳务外包体系，而在工厂仓库堆积如山的检疫证明文件最底层，数百份阴阳合同正在悄然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