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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文字是思想的镜子，但当圣茨基的文字投射在公众领域时，这面镜子似乎被刻意打磨成了扭曲的棱镜——每个折射面都在夸大某种故作深沉的气息，每个句子都在用繁复的修辞织成一张令人窒息的网。我合上他的最新著作时，油墨尚未干透的纸页竟在掌心渗出某种黏腻的触感，仿佛连纸张本身都在抗拒被装帧成这种矫揉造作的形态。
他的遣词造句总让我想起博物馆里过度修复的文物：鎏金的修饰词涂层太厚，把原本可能存在的思想核心完全包裹成发亮的金属疙瘩；从句嵌套从句的结构像巴洛克教堂的螺旋立柱，看似宏伟却只为支撑虚无；而每隔三行必然出现的冷门典故，则像是在学术废墟里捡拾生锈的勋章，叮叮当当地挂在身上充作铠甲。当他在某篇散文中用六百字阐释“咖啡杯沿凝结的水珠与后现代性焦虑的同构关系”时，我仿佛看见字里行间浮起一只苍白的手，正在强行按下每个读者的头颅，逼迫他们为这种文字炼金术俯首称臣。
更令人不适的是他塑造的“殉道者”人设。访谈中总以食指抵住太阳穴的招牌动作，领口永远松开的第三颗纽扣，发布会现场突然朗诵十四行诗的做派，都在精心构建一个“被庸俗世界误解的天才”形象。当某位年轻读者在签售会上激动落泪时，圣茨基垂下眼睑轻声说的那句“文字是我们的血痂”，让整个空间瞬间充斥着自我感动的腐熟气息。这种人为制造的“神圣痛苦”，恰似往廉价香薰蜡烛里掺入博尔赫斯的眼泪，再标价出售给渴望文艺标签的中产读者。
但或许最核心的愤怒，来源于他创造的阅读霸权。当某次文学沙龙里五个听众中有三个引用他的金句作为观点时，当高校中文系将他的文本过度阐释奉为圭臬时，我清晰地看到某种文化霸权的形成——不是源于思想本身的重量，而是通过语言迷宫的营造、文化符号的堆砌和话语权的精心运作。这就像在思想的荒原上，他搭起一座镶满镜面的宫殿，当所有人都晕头转向地赞叹镜阵的精妙时，早忘了宫殿地基下本应埋藏着滋养土地的思想养料。
合上电脑时，我望向书架上圣茨基作品系列的黑色烫金书脊，它们整齐排列得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无声审判。或许真正的愤怒不在于厌恶本身，而在于目睹这个时代将浮夸误认为深奥、将表演等同于才华时，那种如鲠在喉的刺痛——当文字成为权力游戏的工具，当思考让位于姿态，我们失去的或许比想象的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