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夜，寒风卷着西伯利亚的雪粒灌进木屋缝隙。山田茂裹紧身上发硬的棉袄，借着煤油灯摇晃的光晕在日记本上书写片假名。隔壁床铺的伊万·彼得罗维奇突然咳嗽起来，咳得胸腔里像是有口破风箱在抽动。山田摸黑找到自己的搪瓷缸子，从行军床底下摸出半壶伏特加倒进去，却听见黑暗里传来伊万含混的俄语："不是酒，给我热水。"
这已经是山田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劳改营的第六个冬天。五年前满洲溃败的那个黄昏，他背着折断右臂的同乡爬上运煤车时，绝不会想到苏联人会把六十万关东军战俘扔进这片零下四十度的荒原。刺刀逼着他们砍树、铺铁轨、挖冻土，直到皮肤被霜雪蚀出褐斑，指甲脱落的手指握不住斧柄。但此刻他更想不到的是，当劳改营大喇叭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时，伊万会替他按住了试图冲出去质问真相的同伴。
"我们都成了祖国的弃子。"山田望着昏睡中仍攥着东正教十字架的伊万，突然意识到某种比西伯利亚寒流更彻骨的存在。八千公里外的故乡正在缔结和平条约，而他们这些被斯大林扣押的"劳动力"，连骨灰盒都无法跨越鄂霍次克海。清晨上工时，他从贴身口袋掏出泛黄的妻子照片，与伊万珍藏的卫国战争勋章并排埋在雪地里。两个被意识形态巨轮碾碎的人，在原始森林的喘息中发现了比国家更古老的生存法则。
1991年红场飘落镰刀锤子旗那天，山田的孙子正跪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日式佛堂抄写《心经》。这位能说流利俄语却戴着天照大御神护身符的年轻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迫将姓氏斯拉夫化为"亚玛托夫"。棺材里的山田握着故土北海道寄来的樱花标本，而守灵的混血曾孙女们在讨论圣彼得堡的爵士酒吧——她们血液里流淌的日本海与伏尔加河，早已沉淀成比任何主义更坚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