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冷雨打在玻璃窗上，厨房飘来黑麦面包的焦香，我望着柏林铅灰色的天空发怔。三岁的女儿正用儿童剪刀把吐司剪成歪歪扭扭的星星，她奶声奶气地哼着德语儿歌的调子——那是幼儿园老师教会的新旋律，带着日耳曼语特有的清脆颗粒感。
行李箱轮子摩擦柏油路的声响犹在耳边。去年此时，当我们拖着八个贴着海关胶带的纸箱走出泰格尔机场，街边梧桐树飘落的枯叶像某个故人欲言又止的手势。丈夫的蓝卡签证躺在我贴身挎包最里层，而我的手指正无意识摩挲着产检手册上褪色的汉诺威医院红章。
超市冷柜里的酸奶总让我恍惚。那些细长的玻璃瓶上印着陌生的花体字，不像上海弄堂口总铺着湿棉被的老酸奶摊子。女儿第一次在幼儿园吐字不清地说出"Bitte"时，我竟翻出手机定位五公里内的中文绘本馆，像埋下时光胶囊的盗墓者。
垃圾分类说明单在餐边柜第三层抽屉里发皱。玻璃要按棕色绿色分开，纸质牛奶盒需要冲洗晾干，某些塑料包装必须带回超市回收点。某个周日，当我攥着发烧的女儿跑遍三条街找营业药店却撞见紧闭的蓝色十字标志时，春天的雨裹着教堂钟声渗进围巾褶皱里。
现在她会自己系好印着柏林熊的雨靴，把喝空的果汁瓶摆在橙色回收桶前歪头问我对不对。傍晚我们围在飘窗边剥青豆，丈夫把房东留下的铸铁锅烧得滋滋响，蒸汽在窗玻璃上晕开成黄浦江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