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东京入国管理局的玻璃幕墙外排起了蜿蜒长队，来自中国、菲律宾、巴西等国的申请者手持文件袋，等待递交日本首张"特定活动"在留资格认定书。这一场景成为日本移民史的重要转捩点——在经历昭和时代的人口红利期后，面对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口，这个长期保持着民族纯粹性自豪感的岛国，不得不启动其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实验。
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日本采取对外输出移民的政策。但随着经济泡沫期的劳动力短缺，1981年《出入国管理法》修订首次承认"单纯劳动者"概念。2018年修订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确立特定技能签证制度，标志着日本从移民输出国正式转向移民接收国。横滨中华街的石板路记录着这个转变：1955年街区内仅有3家中餐馆，如今已发展为涵盖5代华人移民、220家店铺的共生社区。
当前日本社会正面临双重引力场的撕扯。法务省数据显示，在日外国人数量已突破300万，占全国人口2.4%。相模原市的汽车工厂里，越南实习生占比达42%，他们操作着焊接机械臂的同时，正通过工会争取同工同酬。大阪西成区的空置小学改造成的国际交流中心，每月为南美日裔举行西班牙语法律咨询会。但社会接纳度的滞后性显著体现：总务省2023年调查显示，61%日本民众仍对移民持保留态度，这种矛盾在东京丰岛区的保育园名额争夺战中尤为突出，本地家长与外国家长的冲突事件较五年前上升了75%。
关西大学社会融合研究所提出"多文化共栖"模型，认为日本正经历从"同化"到"共生"的范式转换。长野县饭田市的经验具有启示性：该市将废弃的纤维工厂改造为多语言支援中心，由第二代南美移民担任调解员，成功将外籍居民生活垃圾误排率从38%降至5%。冲绳县政府推出的"彩虹永住计划"，允许外籍创业者通过纳税贡献换取永久居留权，实施三年已吸引412家企业落户。
在京都御所东侧的移民史博物馆里，德川家康签发的朱印状与平成时代的技能实习证书并列陈列，见证着岛国突破地理限制的尝试。神户港的万吨货轮鸣响汽笛时，混杂着菲律宾船员的他加禄语晨祷、印度工程师的印地语代码指令，以及人工智能翻译器的合成语音。这种混杂性正重构着"日本性"的内涵——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移民"这个充满抗拒感的词汇，会被纳入和食、盆栽、物哀美学的语义网络，成为新时代的文化共生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