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时，东京都江东区的金属加工厂依旧亮着刺目的白炽灯，越南籍工人阮文雄摘下手套，指纹早已被油渍浸染得模糊不清。他摸出手机，屏幕上23:07的数字下方，还有六条未读的家用汇款确认通知。这种场景正在日本各地的建筑工地、物流仓库、便利店重复上演，皮肤颜色各异的劳动者用三十四种语言填写厚生劳动省的工资台账，他们的劳动签证贴在皱巴巴的护照里，与箱根神社求来的交通安全御守叠放在一起。
十年前，端着茶杯的日本国会议员们还在国会走廊里争论"移民"这个词汇的禁忌性，如今经济产业省的官僚们早已学会用"特定技能外国人"这样精密的中性词解构人口危机。东京奥运会场馆钢架折射的冷光里，三百六十名孟加拉国焊工的眼角膜灼伤记录，与日本建筑企业创纪录的年度盈利数据同时出现在《朝日新闻》的社会版与经济版。当横滨港的菲律宾籍护理员跪在地板上为九旬老人翻身时，距离港口三公里的高级料亭里，劳动政策审议会的委员们正用银筷子夹起金枪鱼大腹，讨论如何将技能实习生的在留期限从五年延长至十年。
来自缅甸的缝纫工杜婷婷在岐阜县的纺织作坊发现了独特的生存法则——她将佛教的功德布施观念转化为超额加班的内驱力，每月往勃固老家汇去的40万日元，既是为弟弟购买摩托车的车轮，也是为自己积攒来世福报的筹码。这种自我合理化策略正在关西语言学校形成规模化教学，越南讲师用混合着河内口音的日语，向新入境的外国人传授"残業代は極楽往生の切符"（加班费是通往极乐世界的门票）的实用主义哲学。大阪人力中介公司的宣传册印着樱花与富士山，第三页用八国语言写着"三年归国保证金制度"，却故意隐去了群马县蘑菇种植场里，中国实习生王建国因农药中毒坏死的半边肺叶。
筑地市场凌晨三点的鱼市灯火中，印尼籍除鳞工阿里夫已经能熟练区分鰤鱼与青甘鱼的鳞片硬度差异，这种在解剖学教科书上找不到的触觉记忆，随着他长满鱼腥味老茧的指尖，正在重构日本劳动市场的微观神经图谱。当九州某农业协同组合的传感器记录下泰国采摘工采摘草莓的最优手腕弧度时，早稻田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正对着NHK摄像机镜头，用“多元文化共生社会”这样优雅的词汇，包裹着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所需的七十二项证明材料。在福岛核电站除污作业现场，巴西日裔工人手中的辐射剂量计每闪烁一次，就为总务省统计局的人口预测模型增加0.73个劳动力参数。
便利店收银台前，尼泊尔留学生吉塔将饭团递给西装笔挺的上班族时，两人手背短暂触碰产生的0.3秒尴尬间隙，恰是日本社会转型期的微妙隐喻——这个曾坚持单一民族神话的国度，正被迫在超老龄化的悬崖边，与自己的文明基因进行谈判。当京都三十三间堂的千尊观音像群俯视着下方穿梭往来的外籍劳工，或许最古老的文化基因早已写下预言：众生皆在娑婆世界辗转迁徙，所谓故乡不过是漫长跋涉中的临时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