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池袋北口的阳光斜斜穿过中华物产店的塑胶门帘，在冻青豆与老干妈辣椒酱的缝隙里切割出明暗交界线。老板娘林雪梅低头清点着刚到的货箱，鬓角碎发被汗水黏在颧骨上。三十年前在东京都厅提交归化申请时，她习惯性地想把印章往申请表右下角盖，却被窗口职员拦住：「ここは署名ですよ」。那个瞬间的茫然远比后来无数次日语考试更清晰地提醒着她——这次是真的回不去了。
（二）
平成泡沫破碎的余波里，日本法务省统计显示2005年中国籍永住者人数首度突破十万。东京新宿区役所的汉语服务窗口前，三十七岁的陈志刚攥着技工履历表，纸张边缘在掌心渗出锯齿状的褶皱。他至今记得1998年上海劳务中介玻璃门上倒映出的霓虹，以及那句魔咒般的承诺：「研修期间结束后就能续签」。十五年后当他真正摸到新宿二丁目中华料理店的厨刀时，冷藏库里的竹轮早已取代了老家灶台下的咸肉，而五岁就能熟背《三字经》的女儿坚持要同学叫她Mika。
（三）
埼玉县川口市的中国超市，货架上的酸菜鱼调料与速冻煎饼旁总会立着「中国帰国者支援基金会」的传单。六十八岁的徐美珍每周三来买豆芽时都会驻足良久，标签上「黑龙江」字样的白菜在她眼底泛起白桦林般的薄雾。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仙台中华学校的课桌空了三成，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用带东北腔的日语念出「絆」这个年度汉字时，后排家长群的啜泣声里总混着微信提示音。被311改变人生轨迹的打工者们，有人就此扎根成为自治会长，更多人攒够钱便连夜退掉团地公寓——他们管这叫做「胜利大逃亡」。
（四）
明治大学的研究室里，社会学教授田中阳子正在分析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数据：在日华人新生儿数量已连续五年超过死亡人数。涉谷站前的汉语补习班里，二十岁的王思涵对着iPad默写「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耳机里循环播放着乃木坂46的新单曲。她不知道父亲当年翻烂的《中日大辞典》正躺在神保町旧书摊，泛黄扉页上有句褪色的钢笔字：1992年早春于高田马场。此刻东京湾的风掠过台场自由女神像，远处羽田机场的跑道上，某架中国籍航空公司的飞机正收起起落架，机舱行李架里塞满荞麦面和天津甘栗的伴手礼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