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塞尔多夫老城的小酒馆里，我习惯性滑动发烫的手机屏幕确认项目进度时，邻座银发老人握着陶瓷啤酒杯的手忽然悬在半空。他浑浊的蓝眼睛里映着墙上摇晃的黄铜挂钟，八点零七分，这里的人们正以每分钟咀嚼三下的匀速享受晚餐，而我面前的黑麦面包还完整地躺在蓝纹奶酪旁，呼吸间萦绕着未接来电的焦灼。
这份难以治愈的"深圳速度后遗症"，常常让我在科隆大教堂七点钟准时熄灭的彩窗下无所适从。作为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曾在后海写字楼里创造过日均处理87封英文邮件的纪录，却在法兰克福市政厅面对四页纸的垃圾分类手册时败下阵来。移民中介当初展示的莱茵河落日与黑森林童话，在我真正踩上鲁尔区的煤渣路时，全都碎成了拜仁州秋雨后满地的栗子壳。
慕尼黑工大的实验室里，精密仪器运行的背景音是咖啡机规律的低鸣。当我的手指第十二次下意识伸向不存在的手机指纹锁，德国同事克里斯托夫举起刚完成的太阳能板模块："我们准备了两个月打磨这个，但中国客户要求三天出成品。"他灰绿色的瞳孔里涌动着莱茵河清晨的雾霭，"林，你们的时间计量单位似乎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