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来自土耳其的"客工"（Gastarbeiter）成为德国第一波大规模移民潮的典型代表。上世纪50至60年代，西德政府与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签署劳工协议，超过86万土耳其籍工人及其家属在此后的三十年间陆续迁入。至2022年，土耳其裔群体已发展至约290万人，占总移民人口的14.7%。这些家庭扎根德国的过程中，不仅将烤肉卷（Döner）改造成德国街头标志性美食，更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文化肌理——目前德国国会中有12名议员具有土耳其背景，柏林新科夏滕区的人口构成中土耳其裔占比超过35%。
欧盟东扩带来的移民潮重塑了德国人口版图。2004-2007年欧盟吸纳12个新成员国后，源自波兰的移民年均增长8.2%，至2021年达209万规模，其密集分布的鲁尔工业区为德国制造业补充了重要劳动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移民在十年间分别激增217%和186%，据联邦劳工局统计，2022年两国公民占德国医护行业外籍员工的23%。这种自由流动背后折射出区域经济落差——罗马尼亚医生在德收入可达母国水平的6.8倍。
难民危机催生了全新移民图谱。2015-2022年间，德国累计接收叙利亚难民超78万人，其中72%年龄在35岁以下。柏林洪堡大学研究显示，叙籍移民德语通过率较其他难民群体高出19个百分点，其创业率更达到本地居民的1.6倍。这种人口置换效应在就业市场表现显著：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协会报告称，全行业9.4%的技师空缺岗位由中东移民填补。而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数据显示，2022年德国受理的阿富汗难民申请量同比激增54%，主要聚集在汉堡、法兰克福等国际都市。
跨国企业扩张带来高端人才对流。慕尼黑工业大学2023年白皮书揭示，德国蓝卡持有者中22.7%来自印度，主要集中于IT和工程领域。中国科技移民年均增长11.4%，其中47%受聘于汽车研发部门。这种专业化迁移形成独特分布模式——斯图加特地区中国籍工程师密度达到每万人31.7名，相当于全国平均值的5.2倍。柏林新克伦贝格区则因聚集大量以色列初创团队，被《经济学人》称为"硅运河"创新极。
移民融合正催生结构性变革。法兰克福移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第二代移民家庭子女进入文理中学的比例从2000年的38%升至2022年的61%。莱比锡大学追踪研究显示，混血家庭后代选择跨族裔婚姻的比例达67%，较父辈提升41个百分点。但挑战依然存在：联邦反歧视局统计，住房市场针对穆斯林租客的拒绝率仍维持在28%高位。当北威州土耳其裔市长候选人萨利赫·亚尔辛创造38.5%的得票率纪录时，纽伦堡移民事务专员玛格丽特·施密特指出："融合已从被动接纳转向主动参与，但制度性障碍消除仍需两代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