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谷站前的十字路口像一台永不停歇的计时器，人潮在绿灯亮起的刹那分裂成四股激流。八个月前我拎着两个行李箱站在这里，被霓虹灯牌上陌生的片假名刺得眼睛发胀。那时导航软件显示的便利店自动门永远开在相反方向，垃圾分类手册里的日文注解需要用翻译软件逐行扫描，楼下的区役所职员用敬语包裹的询问——“您确定未婚证明需要英文版吗”——让我在二十摄氏度的空调房里渗出冷汗。
这座城市擅长用细节织网。清晨六点的筑地市场，鱼贩们沾着冰碴的橡胶手套会突然切换成九十度鞠躬；公司走廊里后辈躬身递文件时弯曲的脊椎弧度，永远比语言课上教的「です」「ます」敬体更令人心惊。我开始在半夜对着煤气灶的电子打火装置发呆，想念老家吱呀作响的煤气阀门旋钮，却在某个加班的雨夜发现便利店店员偷偷塞进塑料袋的即时加热咖喱包——包装上用荧光笔写着“辛苦了”。
梅雨季的第五周，我在目黑川的共享办公间敲击键盘。玻璃幕墙外绣球花吸饱了水汽，像无数团凝固的紫色星云。隔壁座位的越南程序员突然推来一盒和果子：“记得你今天生日。”抹茶馅料在舌尖化开的苦涩里，我恍惚尝到家乡青团的清甜。东京教会我的第一课，是沉默比语言更能缔结同盟——当泰国设计师主动帮我修改日语邮件里的助词，当中国主妇悄悄把备用钥匙塞进我的信箱，当那个总在代代木公园遛柴犬的老太太执意送我渍梅干时，皱纹里的笑意模糊了所有语法错误。
银座的霓虹在十二月底突然变得蓬松，百货公司橱窗里的机械钟摆摇晃着《欢乐颂》旋律。我跟着人群钻进地下铁，羽绒服蹭过西装面料的沙沙声里，突然意识到自己早已熟稔如何用零钱在售票机买最划算的回数券。新宿御苑的早樱绽裂时，我正带着刚登陆的墨西哥同事穿越歌舞伎町的灯笼海，脱口而出的“這邊走”混着日语和西班牙语的碎片，像卡在电梯槽里的硬币般叮当作响。
凌晨三点的羽田机场依然亮着奶白色的光，接机大厅的电子屏滚动播放着各国航班信息。又一批拖着巨大行李箱的异乡人涌入时，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映在玻璃幕墙上，与八个月前那个攥着纸质词典的身影重叠，又被成田特快列车的灯光拉得很长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