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清晨六点的寒风中，萨米克第三次摸向空荡荡的裤袋。皮质长钱包消失的实感比料峭春寒更刺骨，里面不仅装着三个月前刚拿到的居留卡，还有攒了八个月准备寄回加德满都老家的三千欧元。地铁闸机口的蓝光在视网膜上灼烧出重影，恍惚间又看见尼泊尔警察局锈迹斑斑的失物招领箱——去年妹妹在加德满都集市被扒走手机报警时，那个塞满蟑螂尸体和过期文件的铁皮箱发出尖锐的嘲弄。
自动售票机吞吐硬币的响动惊醒了记忆，萨米克蜷缩在站台长椅上，用刚学会的德语单词在谷歌翻译框里输入“钱包丢失”。当"Fundbüro"这个词带着暖黄色光标跳出来时，他布满茧子的手指顿了顿——在故乡的认知系统里，政府部门从来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选项。晨雾未散的街道上，清洁工机械地挥动扫把，将昨夜狂欢节遗落的啤酒罐扫进畚箕，金属碰撞声里，萨米克突然想起建筑工头上周发的工资袋上印着的警示："请勿随身携带三个月以上居留证件"。
市政厅失物招领处的棕色木门嵌着雾面玻璃，将冬日的阳光滤成蜂蜜色的河流。编号372的塑料牌在叫号机里咔嗒转动时，萨米克注意到丝绒座椅上安静读报的老人，挂着工牌的公务员端着陶瓷杯经过，浓咖啡的香气与文件柜的檀木味交织成某种令人眩晕的安全感。当黑色长钱包完整无损地出现在柜台上，指甲缝里嵌着水泥渍的手指竟怎么也解不开金属搭扣——原封未动的欧元现钞上，薄荷糖锡纸折射的银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