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以下是一篇以日本移民护士视角展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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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照进病房走廊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捡散落的病历本。三月的风裹着樱花从没关紧的窗户缝隙钻进来，纸页上“高橋美咲”的名字被染成淡粉色。这是我来神户市立医院工作的第二个月，消毒水的气味里仍掺着几分陌生，就像护士服口袋里总备着的薄荷糖——明明是要提神的东西，含在舌尖却总让我想起北海道老家的雪。
“王さん、302室的点滴……”护士长用她特有的关西腔唤我，我下意识绷紧后背。最初两个月，我总把“点滴交换”听成“天妇罗套餐”，直到看见患者手臂上肿起的留置针才慌忙道歉。日语学校的N1证书被压在值班室柜子最底层，这里的每个长音和缩略词都在提醒我，那些课本里工整的语法在生命面前脆弱得就像薄纸。
傍晚巡房时，住在单人间的渡边奶奶突然拉住我的衣角。她因中风失去语言能力已有半年，此刻却颤巍巍地从枕头下摸出张折成鹤形的处方笺，歪扭的汉字堆成一句“谢谢你总给我读俳句”。我的手抖得比注射器里的药液还厉害——前天夜里躲在更衣室背《万叶集》时，被查房医生撞见的尴尬突然变成温热的潮涌。这里的人或许永远分不清我的姓氏是“王”还是“汪”，但当卧床三个月的小野先生用支离破碎的中文说“你好”，当菲律宾籍护工玛利亚把印着“加油”的御守塞进我掌心，监护仪的滴答声忽然变得像故乡村口的雨。
现在经过三楼窗台时，我会特意放慢脚步。那株总被风吹歪的风铃草，前天被骨外科的田中医生悄悄换成更耐寒的品种。就像护理记录本上逐渐减少的红笔批注，像急救室里终于不再卡壳的跨科室呼叫，我的白大褂口袋里除了薄荷糖，开始出现患者家属送的酱油团子，出现写着“辛苦了”的便当贴纸。樱花开始飘落的那天，我在更衣室镜子里看见自己胸牌上的名字——不是“移民护士王”，而是工工整整的“看护师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