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三岁那年的秋天，我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程时，特意在羊绒大衣里裹了件织锦缎旗袍。通关检查的年轻工作人员看着显示屏上的骨骼造影，忽然抬头冲我微笑："阿姨这个年纪闯德国，真有魄力。"话音未落，我手里攥着的登机牌已被汗水洇湿了边角，暗红色墨迹在"法兰克福"的德文字母上晕染开来，像极了慕尼黑美术馆里那些表现主义画作的生命力。
柏林市政厅的暖气开得过于慷慨，烘烤着移民局落地窗上的冰花。当我在B1级德语考试卷上第三次写错可分动词前缀时，指尖竟泛起和四十年前批改学生作文时相同的颤抖。隔壁座位的叙利亚青年在听力测试间隙递来薄荷糖，糖纸窸窣声中，恍惚看见我的大学教授父亲在牛棚里教我背诵海涅诗集的场景。这种时空折叠的眩晕，在每周四的跨文化适应课程上愈发频繁——心理学教授让我们用陶土塑造故乡记忆，我的手指背叛了精心准备的抽象主义构想，固执地捏出一尊布满裂缝的唐三彩骆驼。
社区语言咖啡馆的拿铁泛着不合时宜的泡沫，如同我卷舌音永远滞后的德语发音。但那些带着俄国口音的主妇们教会我用酸奶油炖牛肉的诀窍，土耳其裔的退休电工会帮我调试政府发放的紧急呼叫手表。圣诞集市初雪那夜，我在市政老年大学的水彩班上晕染着施普雷河的波光，突然听见背后传来苏北口音的惊叹——原来那幅未完成的勃兰登堡门写生旁，挨着绍兴老乡用毛笔题写的王维诗句。
社会福利局的日耳曼职员在审核中国养老金证明时，忽然用字正腔圆的汉语询问"饸饹面"的正确写法。这个曾参与武汉抗疫物资协调的汉子，悄悄给我的档案标注了"文化交流贡献"编码。如今当我穿过夏洛腾堡宫巴洛克风格的长廊去参加移民座谈会，常被年轻的中国访问学者误认为是研究莱布尼茨汉学手稿的教授，而非那个仍在和德语阳性冠词搏斗的东方老太太。
在科隆大教堂的管风琴声中给孙子录制生日祝福时，忽然领悟移民监的五年期限已悄然过半。手机相册里，新邻居送的欧椴树苗正在勃兰登堡州的沙质土壤里舒展根系，而昨天视频时老伴展示的露台盆栽中，那株从北京带来的西府海棠也绽放了第一朵花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