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柏林泰格尔机场时，舷窗外的积雪正反射着午后稀薄的阳光。我下意识摸出手机看了一眼墨尔本的实时天气——35°C，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将记忆瞬间拉回那个同样拖着行李箱的夏天。海关官员深蓝色的制服袖口沾着半干的水渍，或许是一小时前融化在领口的雪花，又或许仅仅是咖啡杯边缘不慎溢出的液体。这个猜测让我恍惚了片刻，十年前在墨尔本机场填错入境卡的那个清晨，工作人员明黄色的POLO衫上飘着美式咖啡的香气，南半球灼热的阳光穿过玻璃幕墙，把所有人的影子都揉碎成海平面上跳动的光斑。
广播里响起的德语通知将我惊醒，语法书上工整的第四格变位在现实语境中支离破碎。邻座旅客的行李箱轮子在地面滚动出某种熟悉的节奏，仿佛悉尼环形码头渡轮的汽笛声，又像墨尔本免费电车穿过斯旺斯顿街时电缆迸发的电流音。当海关人员接过盖着澳洲永久居留章的护照时，我在他蓝灰色的瞳孔里看见了自己被时差切割的倒影——那个曾经在移民监期间反复计算入籍天数的女孩，如今却要解释为何要跨越十二个时区从"幸运之国"重返阴郁的欧陆冬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