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某条幽暗的巷弄深处，47岁的陈伟每天凌晨三点半准时醒来。潮湿的榻榻米上还残留着消毒水的气味，这是他栖身的胶囊旅馆里挥之不去的味道。摸黑穿过堆满建筑废料的走廊时，他总会下意识地摸向胸口——那里藏着用了十三年的假在留卡，边角早已被体温熨得发软。这张价值六十万日元的塑料片，是他与日本社会保持微妙平衡的最后一根丝线。
建筑工地的探照灯划破黎明前的黑暗，陈伟熟练地钻进印有"藤田组"字样的工程车。后视镜里闪过他左腕的刺青——那是十六年前刚偷渡到时，横滨中华街的师傅用缝衣针蘸着墨水扎下的"命"字。这个刺青曾让他在2008年遣返行动中惊险躲过排查，也让他永远失去了在便利店打工的机会。工地监督山田的皮鞋声响起时，他已套上三年前从火灾现场捡回的橘色安全帽，帽檐阴影恰到好处地遮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经济产业省2023年的《潜在劳动力白皮书》显示，像陈伟这样滞留超期的外国人已突破8.2万，他们像润滑剂般填塞在日本精密制造业的齿轮间。大阪西成区的越南餐馆老板娘张氏梅最清楚这种润滑剂的代价——她的冷藏库里永远备着五盒头孢克肟，柜台下压着三家地下诊所的名片。每当有怀孕的黑户女子掀开印着"中华料理"的塑胶门帘，菜单背后手写的电话号码就会被汗湿的指腹蹭得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