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东京街头，樱花早已落尽，空气里浮动着梅雨季特有的黏腻。山本律师事务所的玻璃门被我推开时，凉意瞬间顺着衬衫领口钻进来。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坐在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律师对面，他正在逐条核对我的资产清单，圆珠笔尖划过A4纸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极了二十年前母亲在札幌老家阁楼里翻找族谱时的声响。
"王先生，您持有的港股通账户需要特别注意。"他突然用流利的中文提醒，"日本税务部门对跨境证券收益的认定方式，可能会和您预想的存在30%以上的差异。"窗外的六本木中城大厦在阴云下泛着冷光，我望着自己在玻璃幕墙上的倒影，忽然意识到这场筹备三年的迁移计划里，最复杂的并非那叠半指厚的在留资格申请书，而是这些在两种货币体系、两套法律框架间游走的数字。
携带入境的三亿日元现金，经过外债管理法的合规处理后，实际可支配金额正在以每天0.2%的速度蒸发——这个残酷的公式是今早东京三菱UFJ银行的客户经理用计算器敲给我看的。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存放在香港离岸账户的美元资产，它们如今像被卡在海关的包裹，需要拆解成合规的"赡养费""教育基金"等多种名目，才能避免触发FATCA条款下的双重课税风险。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西裤口袋里的三越百货发票，那张价值五十万日元的定制榻榻米订单，在这串天文数字前突然显得格外轻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