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无标题）
刚踏上东京街头的那天，空气里飘着细碎的樱花，便利店自动门的叮咚声裹着店员热情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一切都像被精心剪辑过的电影画面。初来乍到的半年，我也曾沉迷于这种秩序的美感：电车永远准时，街道一尘不染，陌生人鞠躬时弯曲的弧度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站在涩谷十字路口等红灯的瞬间，四周西装革履的人群如同沉默的潮水，我突然看清了自己在这片精致齿轮中的位置——一颗随时能被替换的螺丝钉。
这个国家擅长用细节的温柔麻痹异乡人的焦虑。超市便当区永远有贴心的半价标签，区役所工作人员跪着为填表的老人讲解，连垃圾分类手册都印着卡通图案。可当樱花谢去，梅雨浸透榻榻米的气味时，那些藏在礼貌微笑背后的疏离感便浮出水面。邻居太太送来手作渍物的笑容无可挑剔，却在我提及孩子转学时迅速转移话题；居酒屋里同事醉醺醺拍着我的肩说「小王真是国际化人才」，转身就向部长抱怨「外国人社员不懂読空气」。所谓「和」的文化，终究需要每个齿轮严丝合缝地嵌进既定的凹槽。
职场里的「本音と建前」（真心话与场面话）游戏更让人筋疲力尽。晨会上部长刚说完「諸君の意見を大切にします」（重视大家的意见），转眼就将新人的企划案塞进碎纸机。前辈手把手教我修改报告书，却在年终评价里写下「缺乏自主性」。这种东方特有的暧昧哲学，让从小在胡同里直来直往长大的我，每次开口前都得把话在脑内翻译三遍：五分真心裹上三分礼貌，再撒两分模棱两可。某次聚餐被追问「觉得日本怎么样」，脱口而出的「素晴らしい国です」（真是很棒的国家）让我在洗手间镜子前愣了很久——那个标准鞠躬的身影，怎么看都像是戴着能剧面具的提线木偶。
更深的恐惧来自对「永久居民」字眼的想象。入管局窗口的樱花纹章下，工作人员核对着我的纳税证明和垃圾分类记录，眼神像是在评估一件进口商品的报关资质。即便某天真的换来了那张淡蓝色的在留卡，地震警报响起时下意识拨出的电话号码，超市里闻到茴香味就鼻尖发酸的生理反应，还有深夜急诊室里比手画脚解释病痛时的无助，都在提醒我：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在日语教科书里找到注解的。
离开前最后去了一趟浅草寺，求签筒摇晃出的却是「凶」。穿着和服的解签婆婆安慰说「心が定まれば方角も定まる」（心定则方向定），我忽然笑出了声。归国航班穿越云层时，透过舷窗看见万家灯火如星屑洒落，耳机里随机播放到老京剧唱段，咿咿呀呀的胡琴声竟让我眼眶发烫。原来所谓的文化认同，早就像胎记般烙在五岁偷喝北冰洋汽水的舌尖，十五岁暗恋女生递来的栀子花香，二十五岁陪父亲住院时走廊尽头的消毒水味道里。东京再好，终究不是那个让我在深夜里能赤着脚，踩着拖鞋去楼下摊蛋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