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成田国际机场的入境审查台前，我的右手食指正摩挲着护照内页的防伪纹路。晨间航班的旅客在玻璃隔板外排成蜿蜒的队列，消毒水与疲惫的香水味混杂在中央空调的风里。这是平成三十四年入职以来重复过三万六千次的日常——用0.2毫米厚度的入境贴纸，为这个岛国编织起肉眼不可见的边界。
每个印章落下的瞬间都在称量法理与人情的砝码。上周从金边飞来的商务签证申请者，西装革履却带着新生儿尿布；自称软件工程师的孟加拉青年，行李箱夹层渗出咖喱粉与海洛因相似的气味；持医疗签证的老妇人，布满针孔的手臂在二十八度恒温大厅止不住颤抖。我们的判定基准从来不是签证类型栏印刷的铅字，而是申请者瞳孔里转瞬即逝的颤动，是行李箱滚轮在花岗岩地面拖曳出的迟疑曲线。
海关法第二十四条与出入管及难民认定法第十条在手册里是并列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却是螺旋交缠的DNA链。去年深秋处理过某位中国籍研究员的再入国许可，他手机相册里大量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地理标记照片，与行李箱内三套防辐射服的矛盾组合，最终让法务大臣亲自签发了强制遣返令。但同样在这个柜台，我曾为持过期留学签证的缅甸女生破例签发临时庇护许可，她脖颈处尚未愈合的烫伤在监控镜头下泛着诡异的釉光。
电子闸机每小时吞吐两千名旅客的时代，我们仍坚持用肉眼验证生物特征。这不是技术力的倒退，而是因为机械尚不能理解人类用指甲油遮盖的指纹增生，或是虹膜里沉淀的慢性病用药痕迹。当自动门感应器第无数次发出欢迎回到日本的电子音时，我的原子印章正悬在某份可疑的菲律宾护照上方——出生日期页的套色偏移了0.1毫米，这个误差在JIS标准许可范围内，但油墨的干燥程度暗示着页面置换的时间差。
暮色透过机场穹顶的抗震玻璃斜切而入，将审查台划分为光暗交织的棋盘。最后一位入境者是个持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韩国老者，他皲裂的拇指按在指纹采集器上时，我注意到和服腰带里露出半截强制征用时期的老船票。金属印章与受理票接触的轻响里，平成初年制定的特别措置法第七条与令和时代的仇恨言论规制法同时在我耳畔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