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搅动潮湿的海风时，我透过舷窗数了数跑道边的鸡蛋花树。穿草裙的机场地勤正挥舞着荧光棒，几个黝黑的孩子扒在铁丝网上，看这架仅载着十二人的小飞机如何挣脱地心引力。花环上的塔纳岛红槿已经有些蔫了，带着咸味的汗珠正顺着脖颈滑进棉麻衬衫的后领——这确实是南太平洋留给我最后的触觉记忆。
七小时后的某个时刻，机舱忽然渗入某种黏稠的凉意。昏沉中扯开遮光板，舷窗外堆叠的云絮正被某种灰蓝色浸染，像有人把大溪地的海蓝宝扔进了山城终年不散的雾气里。空乘开始分发毛毯的窸窣声惊醒了前排打鼾的背包客，他卫衣上印着的火山图腾，此刻恰好与我行李箱上维拉港的手绘木雕形成某种荒诞的互文。
降落前半小时，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长江如同被孩童随手抛在群峦间的锡箔纸，在暮色里泛着不确定的光泽。跑道灯刺破雾霭的瞬间，某种熟悉又陌生的辛辣突然穿透循环空气系统——底料沸腾的牛油香混着花椒的麻，正在我的鼻腔里绽开一朵潮湿的红海棠。
取行李时，金属转盘倒影中那个肤色深了两个色号的身影晃了晃。接机口的电子屏闪着冷白的光，"重庆"两个楷体字下，某趟延误的航班号正在不断跳动着猩红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