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降临时分，海浪声比白日里更清晰了些。棕榈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沙滩上，像一列被风吹散的省略号。我沿着海岸线往北走，脚底陷入温热的细沙，又触到几枚被浪推上岸的贝壳残片。十七世纪的石砌炮台就在前方山崖上，残破的垛口吞噬着最后一缕橙红色的霞光。这里曾是加勒比海上最坚硬的盾牌，如今却只剩下几段爬满藤蔓的矮墙，和一只在墙缝里筑巢的军舰鸟。
绕过炮台废墟时，咸涩的风里突然掺入一丝甜腻。不远处的甘蔗田在暮色中沙沙作响，暗绿色波涛起伏的尽头，立着一座白色钟楼——那是圣乔治教堂，三百年前英国殖民者用黑奴的血汗堆砌的尖顶。钟声早已喑哑，但种植园时代的幽灵似乎仍蛰伏在锈蚀的黄铜指针上。我踩过教堂墓地歪斜的墓碑，某个被苔藓覆盖的名字突然刺痛眼睛：托马斯·杰弗森，1738-1762，二十四岁便长眠于此的甘蔗监工。他的骸骨上方，一株凤凰木正把火红的花瓣洒向黑色十字架。
夜色彻底漫上来时，港口的灯火次第亮起。游艇俱乐部的爵士乐与渔船的柴油机轰鸣在咸湿的空气里交织，豪华度假村外墙的LED灯带将半个海湾染成不真实的蓝紫色。几个赤脚孩童抱着椰子从我身边跑过，克里奥尔语的笑声清脆地撞在殖民时期仓库改建的精品酒店外墙上。二楼的露台坐着穿亚麻衬衫的白人老者，他手中的朗姆酒冰块叮咚作响，目光却越过港口的桅杆，望向月光下沉默的火山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