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深秋，波兰小镇扎莫希奇郊外的田野上，一群裹着单薄衣物的德国农民在寒风中开垦土地。他们身后是刚被推土机铲平的斯拉夫式木屋废墟，前方则竖立着崭新的日耳曼风格农庄界碑。这些从巴伐利亚、黑森地区迁徙而来的"东方开拓者"并不知道，自己脚下的土地曾属于世代居住于此的波兰家庭，而那些消失的原住民此刻正蜷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丝网后，或躺在乌克兰某条荒沟的万人坑中。
这场以"血与土"为口号的东方移民运动，始于纳粹意识形态中扭曲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当我们谈论欧洲新领土时，必须想到俄国及其边境附庸国。"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纳粹高层在柏林威廉大街的办公室里，用红色铅笔将东欧地图切割成"日耳曼核心区""缓冲区"和"清除区"。党卫军首领希姆莱被任命为"强化德意志民族委员会"负责人，他办公室墙上的巨幅地图标注着未来二十年向东迁移500万德意志人的宏伟计划。
移民机器的齿轮随着巴巴罗萨计划的启动开始疯狂转动。1941年6月德军跨过布格河时，随军不仅有装甲师团，还有被称为"黑衫测量员"的国土规划专家。他们在乌克兰平原用经纬仪划定殖民网格，将黑土地划分为每户29公顷的标准农场。来自南蒂罗尔、外喀尔巴阡等地的德裔移民，在党卫军护送下乘坐专用列车进驻这些被标注为"无主之地"的区域。根据1942年希姆莱签发的《东方建设法令》，每批移民都能获得"预先净化"的房屋、农具和被称为"活资产"的斯拉夫奴隶。
这场以种族清洗为基础的殖民实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荒诞的移民悖论。当德国移民局长在柏林展示新东方省沙盘模型时，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正以每天2000人的速度"处理"原住民；当摄影师拍摄德意志儿童在乌克兰草原放牧的田园画面时，特别行动队(DEinsatzgruppen)的子弹正成批射入立陶宛犹太妇女的后脑。至1943年末，超过120万德裔移民被安置在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新家园"，而他们脚下的每公顷土地，都浸透着至少三个原住民家庭的鲜血。
历史学家常常将纳粹东方移民计划与美国西进运动相比较，两者都包含种族优越论调下的领土扩张。但不同的是，纳粹将工业化时代的官僚体系与中世纪式的种族奴役相结合，创造出系统化的清除-替代机制。移民管理局的公文往来中，"人口转移"与"最终解决"始终是并行的关键词，柏林规划部门设计的模范农庄图纸背面，往往印着集中营建设进度表。这种将殖民主义与种族灭绝完美耦合的黑暗创新，使得东方移民计划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恐怖的定居者殖民实践。
当红军在1944年夏季攻势中收复乌克兰时，那些曾自诩为"新条顿骑士"的德裔移民仓皇西逃，留下精心规划的"日耳曼尼亚"村庄在战火中化为焦土。纽伦堡审判庭上，曾参与移民计划的官员辩称他们只是执行土地分配方案的公务员，但法庭最终认定：每份标注着"可供安置"的地籍档案，都是对特定族群判处死刑的隐形判决书。这场以"生存空间"为名的东方移民战争，最终在柏林总理府地堡的火焰中，与它的缔造者一起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