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的热气裹挟着黄油与孜然碰撞的奇异香气，将我的镜片蒙上一层白雾。刀尖抵上案板的瞬间，耳畔突然响起父亲在伊斯坦布尔老集市挑选羊肉时的唠叨：“香料要和血水对话，不是和温度计谈判。”我下意识摸了摸围裙口袋里的电子测温枪——这是柏林三星餐厅后厨的规矩，精确到毫秒的烤制时间、0.1克误差的调味料配比，连烤箱都是连接中央电脑的智能设备。
九个月前当我带着半箱干辣椒和整套阿拉伯咖啡壶走下航班时，绝没想过需要用实验室烧杯代替祖传的黄铜量勺。德国客人的叉子总在辣味漫过喉咙前三毫米停住，就像他们礼貌的微笑永远悬停在真心赞美前两公分的社交距离。直到某个雨夜，当主厨揪着我改良到第七版的碎肉茄子煲大发雷霆时，冷藏室里发酵的泡菜罐突然迸开盖子——德国酸菜混着韩国辣酱的气息涌进鼻腔的刹那，我抓起巴伐利亚白肠扔进了原本属于摩洛哥塔吉锅的陶土器皿。
次日午餐时段，戴着单边眼镜的老绅士把柠檬啤酒酱汁舔得如同擦洗过的实验皿。他的太太举着空盘子追问能否买到这种“施普雷河畔的新大陆”，窗外四月梧桐的新芽正把阳光切成细碎的金箔，落在我别着土耳其邪恶之眼胸针的厨师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