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第三个冬天，我站在涩谷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数着第247次红绿灯变换。口罩遮掩下的人们保持着精确的社交距离，消毒液的味道混杂在便利店飘出的关东煮香气里。突如其来的警报声在手机屏幕上炸开——这是本月第三次接收到紧急事态宣言提示。那些反复折叠又展平的入境许可文件，此刻正躺在背包夹层里，与我共同经历着这个时代的荒诞。
2020年4月东京都首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时，我正对着入国管理局官网不断跳转的错误页面发呆。原本规划三年的移居计划被病毒彻底重构，承诺三年内取得永住资格的中介机构突然改用zoom会议模式，隔着像素模糊的屏幕，能看到对方背景里塞满泡面纸箱的逼仄房间。当厚生劳动省宣布暂停所有在留资格认定书效力时，申请材料中的健康诊断书有效期正在第42天倒计时。
语言学校的网络授课从樱花季延续到枫叶红透，笔记本扉页记满东京都每日确诊人数的折线图。为获取最新的《新规入国缓和政策》，我在二十个line群里扮演着不同角色：与北海道农户讨论蔬菜配送系统，帮大阪民宿主理人翻译多语言防疫指南，替神奈川的药剂师校对中文版疫苗接种说明。这些碎片在Skype面试时拼凑成完整的适应性证明——当签证官问及如何理解「自肃」文化时，我翻开电子手帐展示出379张便利店测温记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