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的灯光在凌晨三点骤然亮起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游客。暖气片里飘出的金属锈味混着咖啡机的焦香，浸湿了我攥在手心的土耳其面包——这栋柏林老楼的阁楼厨房，成了我在欧洲第七次考取电工执照前最后的避难所。瓷砖台面下方歪斜贴着张1945年的《明镜》剪报，褪色油墨里的线路图被我的汗渍晕开成新的节点。隔壁U8地铁每隔十分钟震颤着地板，仿佛在提醒我那尚未通过德B1考试的舌头，如何精准背诵出《DINVDE0100》里每个拗口的专业词汇。
两年前在埃森工厂区那次触电事故改变了所有叙事轨迹。当我的克罗地亚工友因语言障碍误触380伏电缆时，捷克口音与德语法令在急救人员的呼喝中搅成浑浊的漩涡。那次之后，我藏在行李箱里的布尔诺工业大学毕业证开始发霉，而慕尼黑职业学校的课桌上永远留着上届叙利亚学员用阿拉伯语标注的断路器符号。每周三傍晚的焊接实训课后，越南裔助教会把标注拼音的工单悄悄塞进我沾满松香的工作服口袋，就像二十年前他父亲穿越湄公河时往救生艇底舱藏金条。
此刻我站在奥格斯堡市政厅的穹顶下，左手捏着刚盖戳的《Elektrofachkraft》证书，右手无名指上的戒痕还在隐隐发烫。五米外的玻璃幕墙外，穿着荧光背心的波兰团队正用角磨机切开我三个月前铺设的接地干线。他们的安全帽边缘卷着印有乌克兰国徽的绝缘胶带，切割火星溅在市政厅前安置难民的帐篷帆布上，像极了那年布拉格之春时母亲别在围裙上的锡箔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