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便利店屋檐下的风铃发出细碎声响时，我正蜷缩在堆满纸箱的阁楼小隔间里第三次清点这个月的账单。纸币上夏目漱石的侧脸被反复揉搓后泛起毛边，指尖搓过一千円钞票上那块凝固的咖喱渍时，楼梯间突然传来房东粗重的脚步声。
三个月前用假名签下的租房合同开始发烫，我把散落的硬币扫进超市塑料袋的动静惊醒了睡在墙角的孩子。五岁的太郎迷迷糊糊揉着眼睛，用混合着关西腔和中文的破碎句子问我："妈妈，警察叔叔又在楼下转圈圈吗？"玻璃窗上凝结的雾气外，确实有两道深蓝制服的轮廓正沿着电线杆张贴新的告示。
池袋西口公园的银杏叶转黄那天，中华料理店王老板往我手里塞了当天的工钱。三张福泽谕吉中间夹着枚500円硬币，他凸起的眼球转向头顶摄像头，压低声音说移民局昨天刚带走过两个洗碗的越南姑娘。"下次送外卖记得把安全帽扣到眉毛，"他顿了顿，"你们福建人眼尾上挑的弧度...太显眼了。"
自动贩卖机的荧光在深夜里格外刺目。当我用打工卡刷开那间24小时营业的胶囊旅馆时，清洁车正从电梯里推出盖着白布的担架。消毒水味混合着汗酸气的走廊尽头，某扇门后传来婴孩夜啼。被压在最底层的护照早已过期，藏在夹层里的机票存根显示着五年前4月8日厦门高崎飞往成田的航班号——那本该是趟为期十五天的商务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