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涩谷区役所三楼的玻璃门，手中崭新的在留卡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我把卡片举过头顶对着灯光端详，墨绿色的防伪花纹在日光灯下泛着细密的磷光。接待窗口的大岛小姐忽然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浅蓝色传单：「佐藤先生考虑过参与社区自治吗？最近住民会议在招募街区理事哦。」她的睫毛膏随着眨眼扑簌簌颤动，像某种无声的催促。我盯着传单上天妇罗店老板竞选町内会长的照片，舌尖泛起去年盂兰盆节他送来的炸虾余味。
这是我成为日本「永住者」的第七个月，街角便利店的白炽灯管依然会在深夜刺得眼眶发酸。当我捏着自民党青年局入党申请表踏出新宿区党部时，梧桐树影正斜斜地爬上赤坂议员的后背。表格第九栏「归化意向」的方框空着，钢笔悬停在久美子三年前递来的婚姻届复印件边缘。那位在公民馆教我写平假名的退休教师，总爱用俳句的节奏重复：「外国人さんが政治参加？面白いね。」
党员证寄达那天下着绵密的春雨，塑料封套上的党徽在指腹晕开一团温热的湿气。第一次支部例会，我被安排在「外国人生活支援对策委员会」。邻座的前田律师说话时会将领带夹上的党徽转向我，仿佛某种身份认证的摩斯密码。当他第三次将我的发言总结为「中国视角的珍贵意见」时，会议室吊灯在记事本上投下的菱形光斑突然长出了刺。
真正让我失眠的是某个梅雨夜。正在筹备选举的赤坂议员突然造访：「佐藤君，能拜托你联系中华街的料理组合吗？他们的支持对我们很重要。」紫阳花在门廊垂着头，雨水顺着伞骨滴落在党章封面上。妻子熨烫好的西裤口袋深处，老家寄来的端午粽叶还没褪尽清香。那些需要刻意压制的儿化音，此刻突然在舌根倔强地苏醒。
平成最后那场大雪，我在目黑川的樱花树下偶遇挥着党旗的区议员候选人。冻僵的手指握不住传单，直到后辈将热咖啡塞进我掌心：「前辈的住民税可都在推动这个国家呢。」咖啡杯上的党徽贴纸在热气中卷起边角，像初春提前融化的残雪。对岸枝头的樱苞正在裂开坚硬的荚，某种更庞大的沉默在我和故乡的蝉鸣之间蜿蜒生长。
